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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大唐之法
作者:李志强(侃夫),查看该作者更多博文:更多博文  2019-09-18  评论(0)| 阅读(30)

第六讲 大唐之法



          中国书法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隶书的基础上,形成了楷书;在章草的基础上,形成了今草;又在楷书和今草的基础上,形成了行书。自此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只有个性的张扬和风格的变化,作为文字的形体,已经完全形成。

          东晋于公元420年被刘裕灭亡之后,刘宋建立,之后齐、梁、陈,与北朝的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对峙而立。公元581年,北周开国元勋之子、大丞相上柱国杨坚接受周静帝禅让立国,因杨坚封随国公,故定国号曰“随”。但杨坚又考虑到“随”有忽走忽停不稳定之意,故将走之取掉,确定了“隋”王朝。588年,杨坚派遣杨广伐陈,次年灭陈。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公元604年,隋文帝崩,杨广即位,是为炀帝。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致民生凋敝,且荒淫无道,使上下交恶。618年,为侍卫军首领宇文化及所杀,两帝在位不过37年。

          从刘裕建宋到炀帝被弑的近二百年间,书学承东晋余续,也出了不少书家和书法评论家。南齐的王僧虔,以《笔意赞》传世。他是王珣的孙子,王洽的曾孙。以“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的书论影响深远。南齐张融,在和齐高帝萧道成论书的时候,高帝说他“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结果他却敢对“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没有足够的自信,他定不敢出此狂语。陶宏景,被清人叶昌炽称为“书仙”,有焦山刻石《瘗鹤铭》传世。梁武帝萧衍曾著《古今书人优劣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与陶隐居论书》等,并有《异趣帖》传世,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书法评论家。萧子云,能与钟繇并驱争先。僧智永,王羲之第七代孙,有《真草千字文》传世,又有“铁门限”、“退笔冢”的佳话流传,因而声名最大。隋朝国祚太浅,没有太突出的书法家。但是,由于隋统一了中国,融和了南北,使南帖北碑的书法风格开始相互融汇,隋《龙藏寺碑》就已经明显将北魏碑刻的主要特点与南朝楷书意趣往一块儿杂糅,而且影响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和薛稷。

          后人评价“唐人尚法”,其实是囊括不了整个唐代书法的。但是,它的确抓住了唐朝最突出的书法特征。

          我们看唐朝的书法,最典型的便是唐人的楷书。初唐时期的欧、虞、禇、薛,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把楷书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格。欧阳询的险劲瘦硬,威而不猛;虞世南的外柔内刚,沉厚潇洒;禇遂良的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薛稷的用笔纤瘦,结字疏通。这四家不仅都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一家,而且多数都把写字的经验上升到了法度的层面。欧阳询法度森严,点画精妙;禇遂良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这些规则与法度,对后世影响都很大。实际上是初唐这四位杰出书法家,完成了由南北朝书法向唐楷的伟大变革。到了颜真卿与柳公权,则将唐楷的成就推上了巅峰。

          说到唐人尚法,人们自然会想到,只有唐楷才讲究法度。其实不然。唐楷有法,何楷无法?隋以前无论南北,都有楷书,南帖北碑,皆有其法。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卫夫人的小楷,至于北魏、以及后来的东西两魏、北齐北周,留下来的墓志更数不胜数,哪一种楷书都有法则,不然便不能成其为“楷”。甚而至于行书、草书,也都有其法。草书虽笔走龙蛇,但何处萦带,何处简省,都有法则。不守草法的草书,写出来的结果是外行看不懂,内行也不认识。

          那么,为什么说“唐人尚法”呢?

          我以为,得出“唐人尚法”这一论断的主要原因,是唐代出现了几个力能扛鼎的楷书大家。这些大家的楷书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极大,甚或可以说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楷书的发展推上了极致和巅峰,到了无人可以逾越的状态。正因为楷书最讲究法度,学书的第一步离不开对楷书的临习,而临习楷书,必须按照规范描摹,无论横竖撇点捺都要按规矩训练,结体也要按照这些大家所创设的规则来操作,久而久之,人们提起唐代书法,便只记住了那几个法度森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把其它的书法家和作品给忽略了。甚至于把张旭、怀素、孙过庭这些足以影响书法史的人物也都给边缘化了,使他们的光辉为之黯然。现在的人们说起中国书法,说到楷书,还是颜、柳、欧、赵,这个排列的顺序很有意思,既不是时序,也不是如宋四家按照阴阳上去四声顺序排列,而是把颜柳放在了欧的前边,后来居上。从这里边可以看出颜柳在楷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的影响之大。

          楷书作为汉字书法艺术的主要书体之一,原称今隶,也叫真书、正书。包括唐楷、魏碑等。

          “楷”是楷模、法度、标式、样板的意思。把“楷”用于书体的名称,较早见于卫恒的《书势》:“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指的是八分楷法,或隶楷。关于“楷”样板字义,早在孔子就曾经说过:“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式”。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楷书是指凡有规定法度的书体,狭义的楷书一般指由隶书简约之后而成的法度严格、点画分明、布白平整的“真书”。这种书体始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唐代的书法家们又加以发展,使之进一步规整化、法度化,从而定型,一直通行至今。

          关于楷书的特征,有的书法家概括为三:

一是笔划平正,点画形态工妙,结体方整而多变,能在静止的点画结构中体味到飞动灵透的神韵。

二是笔画的形态与字的结构有规律可循,形成系统的“永字八法”,即侧、勒、努、趯、策、掠、啄、磔。这八法,既是笔法,又是字法,每一点画和其他点画都有顾盼呼应的关系。

三是运笔贵用中锋,一波三折,筋骨齐全,血肉丰满。

          下面,我们将颜真卿与柳公权两个楷书大家作为代表,谈一谈“唐人尚法”的真谛。

          颜真卿,字清臣,中宗景龙三年生于京兆万年,玄宗开元间举进士及第,任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直言敢谏,被奸臣杨国忠排挤出京,到河北平原郡作太守。后逢安史之乱,河北大部分地区沦陷,颜真卿以平原郡为中心,率领周围17个郡的官兵奋起平叛,立了大功。后来进京,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并封鲁郡开国公,所以后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蔡州叛乱,宰相卢杞衔私愤借刀杀人,令颜真卿前往劝谕,为叛军羁留。颜真卿忠贞不屈,终于在公元785年被叛军缢杀,时年七十七岁。

          中国古代评价书法往往要和人的品格气质放在一起,所谓“书如其人”。欧阳修曾说:“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颜真卿的书法在书写《多宝塔碑》的时候,尚未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基本特点是平整端齐,开后世馆阁体的肇端。六十岁以后,面目为之一变,横画较细且平,竖画外凸成弧状,粗重雄浑,端庄雄伟,大气磅礴,形体方整,茂密森严,平正中见险劲之姿。其提按顿挫多用折笔,蚕头燕尾,棱角分明。故粗而有骨,不觉其肥。从整体结构上看,中间空灵,外画紧凑,笔势趋中,故松而不散,拙而雄健,纵横有象,低昂多姿,风格强烈鲜明。苏东坡说: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王世贞也说,颜书“风棱秀出,精采注射,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

          颜真卿能创造出雄视千古的颜体书法,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后,实行一系列的新政,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产生了欧、褚、虞、薛一批代表书法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上和技法方面的经验,使颜真卿能够在一个更高、更雄厚的书法艺术基础上得以发挥其创造力。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二是贞观之治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世界文明的巅峰之上,后来又经武则天、唐玄宗的进一步发展,使当时的中华民族逐渐具备了君临天下,雄视千古,雍容大度的宏阔气魄。改变了初唐时期书法贵瘦硬的审美观念,而以肥硕博大为美。这就为颜真卿正面示人,中松外紧,点画肥硕,棱角分明书风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环境的审美基础。

          三是颜真卿是山东琅琊人,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深厚。再加上他又十分刻苦,转易多师。他曾两度辞官,跟随张旭学习书法,得张旭笔法真传。

          四是颜真卿学识高超,思想豁达,敢于大胆创新,能冲破初唐“贵瘦硬”的观念,而代之以端庄雄伟、气势开张、遒劲舒活、点画棱角分明、粗细对比强烈、精英之气四溢的书风。

          当然,对于颜真卿书法的评价,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南唐后主李煜就说,颜真卿字“如村夫大脚,笨拙歪散”。宋米芾也说,“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明朝项穆还说,颜真卿书法“沉重不清畅”。苏东坡甚至说:“书之美者,莫若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所以,古语云:“学颜忌臃肿,学柳忌拔张”。这些话并不是随便讲出来的,都有所自。

          柳公权,晚唐书法家。字诚悬,京兆华原人。史载,穆宗时,柳公权以夏州书记入奏,皇上一见到他便说:“朕尝于佛庙见卿真迹,思之久矣”。于是就拜他为右拾遗侍书学士,不久又改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因为帝王的赏识,柳公权的书法,在他在世的时候已经极其珍贵。一次文宗和学士们诗文属对,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一时续的人很多,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余凉”最受文宗所爱,于是命柳公权题于殿壁。并赞叹道:“钟王无以尚也”。

          柳公权的书法,以王羲之为入手起步,后又广泛涉猎隋唐名家作品,然后融会贯通,酝酿变化,自出新意,卓然一家。董其昌说:“柳尚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以神奇化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世南、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而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

          柳公权的代表作品,主要是《玄秘塔碑》、《神策军碑》、行书《蒙诏帖》。用笔刚健爽利,结体正中见奇,骨力强劲,富于变化,运笔以方圆并用,以方为主,提按分明,顿挫有力,起笔转折,棱角分明,悬针垂露,皆依字势而定。结体修长伟岸,中宫收敛,外画伸展,英气飞扬。点画皆取侧势,撇轻捺重。范仲淹曾有“颜筋柳骨”之说,足见说柳字骨力见长者早已有之。然而,长处往往也是短处,柳公权骨力过硬,也给后学者留下了难以逾越的屏障,米芾说从颜真卿、柳公权起,“古法荡无遗矣”。

          颜真卿、柳公权开创了两个楷书流派,把楷书的法度也推上了极致,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至于后世凡学书者,没有不学颜柳的。但学颜柳的楷书,对于行书的借用很不容易,尤其是柳字,由于法度太严,写好楷书不一定会写行书,这一点不及初唐四家之楷行过渡方便。

          综上所述,“唐人尚法”即说唐人书法总体上是重视法度,唐代书法家对前人的书法进行了总结,在书法的结体和用笔方面都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化。欧阳询有《三十六法》和《八诀》,唐太宗有《笔法诀》,颜真卿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怀瓘有《用笔十法》和《玉堂禁经》,林韫有《拨灯四字法》、《永字八法》和《五字执笔法》等。因此,唐人的楷书表现出大小相等,上下齐平,用笔应规入矩的趋势,即使比较自由的行草书,也逐渐离开了晋人兼用侧锋的笔法,而追求纯中锋用笔。在崇尚法度的风气之中,出现了森严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充分体现了唐帝国开拓向上的精神。

          非但如此,“唐人尚法”的风气影响深远。事实也正是如此,后世练字,几乎都要从唐楷的法度中寻找规律和入门的途径,于是,“唐人尚法”的艺术审美特质便被固化起来,成了千秋书史上的定论。将字写到法度森严的程度,也就是唐朝,所以,“唐人尚法”的提法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是后来者对书法史上阶段性书法现象的准确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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